Numéro China 2022/11/02 https://mp.weixin.qq.com/s/GdmR8_iwG5i9a98muIFqWA
Tracy Emin, Love Poem for CF, 2007
那天，我看着你，你看着我；你没说话，我没说话；你在呼吸，我在呼吸；你在静止，我在静止。于是，我独占了你的空白、你的气息、你的躯体、你的灵魂。我独占了你。
拥有这般“特权”的时刻总是无需语言的，无需声响、无需动作，我用空白占有你。
反过来，我也把我的空白浪费给你。这是我给你的特权。
按照福柯的说法，一切都是权力，它弥漫在人类存在的所有关系与场合之中。那么，一切也都是特权。我想，我从没有见过一丁点儿特权都没享有过的人。或者说，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存在，我好想能够认识他、了解他，看看那超脱于社会结构的“可悲”之人究竟是什么模样。
近来，那句“恋爱是谈了比不谈好”成为了上野千鹤子新书《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的宣传语。这位日本女性权利方面的先驱学者与作家铃木凉美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就12个与女性生活密切相关的主题以书信的形式展开对话。
《正发生》剧照
上野说：“恋爱是谈了比不谈好。”因为，这是一个让你发现自己的经历。甚至可以说，这般层次的自我是你无法以另外一种方式获得的。你去争夺对方的自我，是为了获取对方仅对你开放的特权；你也在放弃自己的自我，这是你给予对方的特权，也是为了获得特权而做出的让渡。但最终，你发现“他人与自己存在绝对的隔绝”，你接受“我们永远无法拥有或控制他人”的感悟。
世人赞颂爱情之可贵，然后把它推上了至高无上的神坛。仿佛，爱与情就是人间最富特权价值的事物——它不是人人都可得，也不是时时都可见的，所以分外珍贵。而你把那个被称之为“爱人”的“人”看作了接近于神的一种……（object？）
《正发生》剧照
你在一瞬间觉得，如果自己能从神那里得到一些例外、一些特权，这便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于是，你想尽办法与心中的神缔结契约，只为获得某种专属于你的特权。可没人能说得出这契约是最接近天堂，还是最接近地狱的，因为你也把一部分的自己让渡了出去。
波伏瓦在信中对Nelson Algren说：“我在你面前没有任何骄傲可言”。她承认了爱是一种让渡。弗洛姆说，爱是主动去给予，仿佛能够给爱而不得一些宽慰。但是，有特权就会有博弈，有特权就会有执迷，有特权就会想索取……哲人和学者释放出来的“云淡风轻”终究不是你在一开始就能领悟的，你只能在百转千回后才领悟上野千鹤子做出的总结：“我们永远无法拥有或控制他人”。而接受，是攫取特权失败后的唯一选择。
此后，你也许也就理解了法国电影《将来的事》（L’avenir）中身为哲学老师的女主角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的话：“当我们有欲望，我们可以不是快乐的。我们等待它未来成真。假使快乐不来，希望就会延展开来。激情维持多久，幻想的魔力就多久。这个状态是自给自足的……”
《将来的事》剧照
大概是因为讲述的都是法国知识女性的故事，我总是在潜意识里将这部电影与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经历混在一起。埃尔诺被戏称为“法国作家版的莱农”，因为她的成长经历与《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女主角之一莱农如出一辙——她们都是凭借着努力读书离开了原生家庭的生活方式，嫁给了被公认为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儿子，靠着教育得来的知识过上了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生活。她们实现了所谓的“阶级跨越”，然后一种“背叛”原有阶级的罪恶感油然而生。
埃尔诺在与另一位法国作家Frédéric-Yves Jeannet合著的对谈集《写作是一把刀》（L’écriture comme un couteau）中说道：“我最有罪恶感的一段时间就是我刚结婚的那几年，我彻底离开了我的阶层，到上萨瓦生活，我成了教师，别人以为我是有文化的资产阶级。”
也许，这种罪恶感就源于上野千鹤子所说的，亲子关系间的失衡。父辈对子辈的权力控制是压倒性的。我们与那些与爱情相关的“爱人”拉拉扯扯，争夺特权，最终是为了实现一种权力的平衡。但面对血脉相连的亲子关系，却难有力气招架——你的一切，都始于他。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曾担任过AV女演员的前日本经济新闻社记者、作家铃木凉美在与上野的书信对谈中写道：“无论是卖娼、卖原味还是陪酒，我都不认为只有当事人才有资格发声，但我会认为，能以当事人的身份发声是一种巨大的特权，至少在面对部分读者时是这样。”她原生家庭的家境堪称优渥，父母分别是大学教授和翻译家，她自小也是一路在私立学校的“精英教育”中成长起来。她因“父母的禁止”而去上夜班；同时，也成了夜场里的特权者，因为她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让她具备随时离开的资本。
那么，如铃木般“背叛”原本处于权力上游的阶级，是不是对下游阶级的一种压迫呢？如埃尔诺般“背叛”原处于权力下游的阶级，但又无法彻底离开，是不是也对她原本阶级的一种压迫？
福柯说权力总是与知识联系在一起。特权自然也是。
《我的天才女友》剧照
知识带来金钱、带来话语、带来一切。埃尔诺思索了许久，她发现了自己的症结所在：“就像让·热内说的那样，我写作时使用的语言是‘敌人的语言’，我写作的能力是从统治者那里‘偷来的’。”
是的，我此刻引用的这些来自资本主义国家作家的话，也都是从“敌人”那里偷来的、模仿来的、学习来的。我的父母不会像我这样子说话。我用父辈不会使用的语言，用父系社会结构不会使用的语言，践行着一种介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生活，又不彻底属于任何一者。我无法摆脱背后那沉重的大山，亦无法抛弃这因沉重而带来的自我。于是，我卡在那里。就像面对一个捉摸不定的爱人，无法前进，亦不舍离开。就卡在那里。
安妮·埃尔诺卡在那里，铃木凉美卡在那里，上野千鹤子也许也卡在那里。无数的女性卡在那里。那男性呢？他们也面临这样的困境吗？还是说，他们只会把实现阶级跃升视作是自己应得的和理所应当的？
Louise Bourgeois, Cell XIV(Portrait), 2000
美国艺术理论家Jonathan Crary写过一本名为《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24/7: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的文化批评著作。该书的核心思想可以被概括为：睡眠，是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反抗。借此，我不禁延伸起另外一种猜想：日本明治和昭和初期流行过的“高等游民”是不是也可以被视作对父权和男权社会的反抗？
依赖于父辈的财富，即便不事生产也能享受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双重丰饶——这看似是一种特权。但利用着这种特权，反对现行建制中所提倡的自力更生、经济自由，反对这永无止境的内卷与外卷，是不是也是一种对“特权”的反叛呢？
我们终究还没有迎来一个大同世界啊，就连反叛都只能是特权者的特权。真可悲。可如果我们要追求一种理想化的大同世界，也许又不得不回到那个经典的问题：自由与平等，哪个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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