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méro China 2022/10/06 https://mp.weixin.qq.com/s/av9cg0jYgZP9IKscfQXj5Q
这世界上有人不孤独吗？
若没有“孤独”，大概就不会有任何用来消解“孤独”的创作。无论是消解创作者的孤独，还是接收者的。
一个工作日的夜晚，我又独自前往相熟的酒吧。酒不至三巡，实则只饮两杯，店里就已经只剩下我与三位Bartender。其一问：“你为什么总是一个人来？”“大概是因为我只喜欢临时的walk in。”
只存在于夜晚的酒馆，见过太多的孤独了。而那天的我，无关“孤独”或“不孤独”，只是需要一点酒精来消解掉连日赶稿带来的背痛。压力积聚于背，而无从回应“孤独”。
酒吧里常常不具备人名，而他们把我叫做“海明威”。因为我是个“作家”。当然，并非中文语境下的什么正经作家，活在word里的码字工而已，无法确信是“为写而生”还是“以写为生”的那种。或者，二者兼具；抑或者，二者兼无。海明威站立写作的姿势终归是学不来的，唯一能与之靠近的大概是“在早上第一道光照进来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太阳是照常都要升起的，差别在于Ernest Miller Hemingway是自主训练后地自主创作，而我却是deadline逼迫。
1934年，写信中的海明威
初秋的清晨格外舒服。除了困，尽是平静。可这静谧的空间里总少不了寂寞突袭，因此耳机得一直开着、音乐要一直响着。这个时候，平行时空里海明威是不是也感到了些许的孤独呢？还是说，他的孤独只存在于文思泉涌时的戛然停止之后？
然后，我看到他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对记者George Plimpton说的话：“你写作越深入，自己就越孤独。”原来，能侵袭硬汉海明威的不止是事后柔软的空虚。
1953年，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家Harry Stack Sullivan给“孤独”下了个定义：它是因人类对亲密的需求未得到足够的释放，而产生的、令人极为不快的、强烈的感受。随后，现代社会把“孤独”解读为一种疾病，与抑郁和焦虑相关。难道这是一种全民都不免疫的疾病？我想，还是Hannah Arendt的角度更有趣一些。
她以政治的角度对其进行解析，并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宣称孤独是缺乏共同体验的结果，是极权统治的根基。“极权主义统治的理想臣民并非那些坚定的纳粹分子或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是那些无法区分现实和虚构的人。换句话说，体验的真实性、真实和虚假之间的区分……对这些人来说已经不再存在了。”
《极权主义的起源》书封
梦境与现实交错的清晨，万籁俱寂（夸张了）。借着拉开一点点窗帘透过细微之光正在书写的我是真实的吗？我写下的东西是真实的吗？别提什么新技术和虚拟作品了，文字分明是最虚拟的东西。即便把《1984》一把火烧掉，也无法抹去George Orwell的缜密想象与翻开过这本书的人身体里残留的震撼记忆。
10年前，英国作家Olivia Laing为爱情从伦敦移居纽约。很快，这座摩登都市给了她重重一击——邀她前往的爱人离她而去，Olivia Laing如电影《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Begin Again）中Keira Knightley饰演的角色一样，在这座巨大的城市茫然失措。所幸，她们都有艺术相伴，从而在这陌生之地找到新的寄托。
然后，一本叫做《孤独的城市》（The Lonely City）的个人化艺术评论集诞生了。Olivia Laing以“孤独”为题记述了五位曾生活在纽约的、传递者巨大孤独感的艺术家。
古希腊哲学家、古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之一的Epictetus如是论“孤独”：“人并不因独处而孤独，就像人不因身在人群中而不会孤独。”Olivia Laing表示赞同：“过去我也曾独处过，却从不像现在这样。”以往的非恋爱时刻，让她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独居生活的美妙，但这次情况却不一样了：“当孤独的真实面貌显露无疑时，我感受到了深深的匮乏，觉得自己缺失了一些人人都有的东西。这种无处不在、无可争辩的感受深入我的骨髓，并且毫无疑问地从外部证实了我作为一个人的失败——所有的情绪加速向我袭来，这就是我被人如此突然、彻底地抛弃所导致的后果。而且这与我的年龄也有关系，考虑到我正在奔向三十五岁，在这个社会看来，这个年纪的女性的孤独不再正常，而且带着几许古怪、异常和失败的意味。”
随后，惯常被认为作品中带有强烈孤独感的美国画家Edward Hopper扑面而来。尽管他本人生前并不喜欢别人将独孤作为他作品的主题。
Olivia Laing记下了一段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故事：Edward Hopper的妻子Josephine Nivison同样是一位画家，他俩因对法国文化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遗憾的是，当Joe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室，和Edward搬到一起之后，刚过40岁的她便几乎停滞了创作，只是偶尔画一幅画，偶尔参加一次群展。
为何会如此？因为她自主或不自主地把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支持丈夫的创作中。她成了他的模特；她成了他的保姆和助理，处理生活琐事、处理信件、申请贷款。同时，作为伴侣，她要向他提供支持、慰藉、鼓励，即便他时常对她进行毫无公正可言的蔑视和贬低。
这让我想到了近来很火的文章《成为女性主义者，有什么用？》中对波伏瓦的引用：“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比永远重复的家务劳动更像西西弗斯所受的折磨了：干净的东西变脏，脏的东西又被搞干净，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家庭主妇在原地踏步中消耗自己：她没有任何进展，永远只是在维持现状。她永远不会感到在夺取积极的善，宁可说是在与消极的恶做无休止的斗争。”
婚后，Josephine Nivison不再是籍籍无名的艺术家，而成了大名鼎鼎的Edward Hopper的太太。她在这繁杂事务的重复中消磨自己。Edward的孤独举世皆知，可Josephine的孤独去了哪里呢？
Automat, 1927, by Edward Hopper
1927年，Joe以模特的身份与Edward共同缔造了名作《自助餐厅》（Automat）。如今，每看到我她戴着钟型女帽、穿着大衣、盯着咖啡的样子，总是会想到《色，戒》中的汤唯。王佳芝抿了一口咖啡，留下红色唇印，然后走上无论是何选择都无法回头的赴死之路。
她是为了爱。在分外孤独的伪装岁月里，为了爱。《伦敦生活》第二季的结尾，无敌性感的神父Andrew Scott说：“爱很糟糕！很糟糕！……我想，当你遇到你爱的人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找到了希望。”也许，王佳芝正是看到了这希望的存在，即便不能拥有，也毅然放弃了孤独。
人习惯性地靠着结盟安然过活，这也就是为什么世间不断有学习小组、兴趣小组、工作小组、艺术小组……等等小组的存在。可惜的是，独孤常在，盟友难得。
所幸的是，爱是孤独的时候才能好好思考的事。
还是那句话：“有时候，我也想写一封信给你。”就像1926年波伏瓦在日记中写道的那样：“我唯一能想象的就是一种爱情兼友谊的关系。在我眼里，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只有彼此交换读书之后的思考，才能永远地连在一起。”无关性别，只为书写、消解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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