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画报 总第1328&1329期 风格别册《2024 探索乾坤》
一位B站up主在翻译了一则由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本人讲述其性别理论的短片后,在视频介绍中幽默一写:“请问,什么时候巴特勒写书可以像说话一样?”
在出版公司FSG宣布签下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的新书版权两年零三个月后,这位哲学家和性别研究学者的首部非学术(non-academic)著作《谁在害怕性别?》(Who’s Afraid of Gender)在今年3月出版。
“学术”和“非学术”之间并没有标准的语言和文字界限,但巴特勒的文风向来以晦涩难懂著称,出版方既在宣传方面着重强调了新书的“非学术”性,即意味着这本书的表达方式有别于以往。《经济学人》在书评中承认了这一点:“其中的许多内容出乎意料地通俗易懂”然后其部分原因归于“不再局限于性别议题的复杂边缘问题,而更多地聚焦政治活动的残酷现实。”
相比于形而上学的哲学和理论,政治事件和现象是相对更为具体的。2017年,朱迪斯·巴特勒在巴西圣保罗协助一次有关于民主的会议,场外的福音派抗议者举出了丑化她的条幅,大喊着“带着你的意识形态滚吧”,然后将“巴特勒”烧为灰烬。这一事件促使巴特勒停下了酝酿中的那本关于卡夫卡的书,继而花了两年的时间来完成这本含有大量新闻细节的“性别”之书。
她*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向记者Parul Sehgal坦言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毫无乐趣可言”:“它像是公共服务,是必须的,我吸收了这种暴力。”巴特勒继续说道:“我试图回应这些敌意、这些歪曲,并提出一些建议方法以更有力的世界观来对抗这些。我努力让这本书是平静的,因为我希望人们和我站在一起。”
即便不考虑语言问题,《谁在害怕性别?》并没有通俗易懂到任何识字的人都能了解其中的表达,毕竟,性别、政治、宗教等概念本身就是有壁垒的,而任何一个与之相关的事件背后复杂的历史根源与文化背景更是可以将大量的读者从“读懂”中排除出去。
*自2020年起,朱迪斯·巴特勒将they/them作为自己的首选性别代名词。由于中文中没有与之对应的表达,因而本文以“她”代称巴特勒。
朱迪斯·巴特勒其人
但凡对性别理论有所听闻,大概率都会听说过朱迪斯·巴特勒那著名“操演性”(performativity)概念和成名作《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 1990);而当提到“戏仿”(parody)、 “变装”乃至“性别是流动的”,人们也总要说起她,无论是真的读过她的书,读过评析她理论的文章,还是只听说过这个人名。
朱迪斯·巴特勒1956年2月24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是匈牙利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的后裔。她的父亲从小就是改革派,而母亲出生时信奉东正教,经历保守派信仰后也皈依改革派。巴特勒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就读于希伯来学校,并在这里接受了最早期的哲学训练。在短暂就读于文理学院Bennington College之后,巴特勒转入耶鲁大学,并在198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她的毕业论文研究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20世纪法国哲学家的影响,并在后来成为她的第一本书《欲望主体》(Subjects of Desire: 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1987)。
80年代末,朱迪斯·巴特勒发现当时女性主义理默认“母性是女性的本质”、“性别关系是基于异性恋的”的漏洞,开始对其展开批判,为自己以及那些曾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人的性和性别生活“寻求合法的承认”。1999年她为《性别麻烦》再版而作的序简要概述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来自性别规范的暴力:“一位叔叔因为他解剖学上不正常的身体而受到监禁,被剥夺了亲人与朋友,在堪萨斯大草原上的一所‘收容所’里度过余生;同性恋表亲因为他们的性倾向——不管是真的还是想象的——而被迫离家;我自己16岁那年的出柜风暴;以及后来成年生活里,遭遇的失掉工作、爱人、家庭的景况。”
撰写《性别麻烦》时,巴特勒还没有获得一份终身教职,她作为讲师同时开着5门课,在几份研究奖学金的支持下完成了这本书。她当时觉得这本书最多也就几百人会读,但没想到的是,《性别麻烦》和“操演性”成为了朱迪斯·巴特勒终身的标签,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性别”的定义。
人在刚出生的时候,即便发育过程中造成的结果不一定是符合生物和医学标准上的“男”或者“女”,你也必须二选一。在生理上,人类的性别(sex)要么是男,要么是女。但是20世纪40年代末,波伏娃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中提出女性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成为”(become)为女人的。在这个基础上,巴特勒将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延伸,提出“女性”作为“主体”(subject)并非有一个稳定的“框架”(category),而是永远都在成为(becoming)女性的过程中。“出生时被分配的生理性别和被教导的社会性别,不应该决定你的生活方式。”
朱迪斯·巴特勒从1993年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比较文学、哲学和批判理论,直到现在。同时,她还是欧洲研究院(European Graduate School)汉娜·阿伦特主席(Hannah Arendt Chair)。她的伴侣温迪·布朗(Wendy Brown)教授是美国重要的政治理论家,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过多年的政治科学和批判理论,现在是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社会科学UPS基金会教授。她们的儿子Isaac是音乐家。《纽约客》的报道如是描述了巴特勒与布朗对彼此的影响:“巴特勒让布朗与诗歌和精神分析走得更近,布朗促使巴特勒去思考气候变化和政治经济学。”
令人害怕的“性别”
《纽约时报》特约编辑Jessica Bennett在报道中谈到初读《谁在害怕性别?》时关注到两件事:一是出自精神分析学的单词“phantasm”(幻想)高频出现,仅在“介绍”部分就出现了41次之多;二是对标题“谁在害怕性别”的发问。她自言作为一个写了十多年性别和女性主义文章,还曾顶着‘性别编辑’的名头的人,在今天谈论性别问题,依然会让她觉得非常焦虑,这个话题过于政治化,很容易陷入口水战。
与许多学者因书写方式的可读与易读而“知名”与“流行”不同,朱迪斯·巴特勒却因“难读”而闻名,甚至还在1998年被《哲学与文学》(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评为“年度最差文风”。 事实上,巴特勒并非把所有的文章都写得绕来绕去、难以琢磨,她也并非无法用通俗的语言阐释自己的观点,而那些学术性的著作之所以读起来艰深难懂,正是她的刻意为之。国内流传着一篇《如何读懂朱迪斯·巴特勒》,作者王笑哲写道:“其写作过程,与成为后在遣词、组句等语意上的选择,接出于巴特勒对‘语言’的警惕性…… 巴特勒既然要挑战被围困在异性恋霸权中的性别规范,她也必须对支撑起这些性别规范的‘语言’保持高度的警觉。”
有人做出了巴特勒哲学的影响源表格,波伏娃、黑格尔、尼采、福柯、佛洛依德、阿尔杜塞、德里达、约翰·奥斯汀的名字赫然在列。有着深厚的哲学教育背景,本人又极具才智和悟性的朱迪斯·巴特勒有着强大的逻辑能力和语言能力,使得她能够对前人的理论运用得信手拈来,因为能把话说得那么明白那么直接,却又写得那么抽象那么复杂。当《纽约客》再次提到她的文风争议时,她没有再进行辩护,而是耸耸肩:“我为那些句子(带给人的困扰)而抱歉。”
文学创作的受众远大于哲学,我们却常常从小说家或诗人口中听到“写作时不考虑读者”、“创作是为了我自己”之类的表达。而哲学,或者社科理论,为的是人类的崇高福祉,但是读者往往止步于学院。巴特勒争取的目标是自由、平等与公正,但是在阅读巴特勒方面,知识和权力仍旧累出了一道墙。
人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所处的环境,乃至智商和兴趣取向,注定了智识并非无差别平等。对于中文读者来说,阅读巴特勒的壁垒就更是深厚。仅以她最重要的概念“performativity”为例:为避免将“performativity”简单理解为“performance”(表演),译者将其翻译为 “操演性”或“述行性”。但事实上,作为绝对西方性的概念,无论是“操演”还是“述行”,都不在中文的日常语境之中,而“操演”与“表演”之间肉眼差异也远大于“performativity”和“performance”之间的不同。
在本文开头提及那支由视频网站Big Think拍摄的短片中结尾,当导演说“你可以喘口气(take a break),然后总结一下关于‘性别’的论述”,正在喝水的朱迪斯·巴特勒便急着开口:“我一辈子都想从‘性别’(gender)里‘喘口气’,但我从来无法从‘性别’里‘喘口气’。”关于性别、关于主体、关于语言,那些令人译者战战兢兢、令读者一头雾水的问题,依然存在于巴特勒的身体和头脑之中。
哲学家的魅力
我将曾爱上具体某个人部分原因归结于初次见面时他与我谈起福柯,后来,又提起巴特勒。如今回想起来,无论我欣赏的究竟是福柯和巴特勒,还是那个人谈论起这些时展示出的魅力,总有一点是说得通的:从学理上看,无论是喜欢福柯的人喜欢巴特勒,还是喜欢巴特勒的人也喜欢福柯,都是理所应当的。从朱迪斯·巴特勒的哲学谱系上来说,她对于“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关注与福柯密切相关,而她的研究方法同样受到福柯的谱系学(Genealogy)的启发。喜欢他们的人,多多少少是看到了这其中谱系式的渊源,或者,共享着同样的渊源。
一个人思想能否得到广泛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创造思想的这个人的魅力。在一部关于福柯的纪录片中,导演采访了数位同时期的哲学家,但当那个光头男子慷慨激昂地开始说话,你便对心领神会地了解了他为什么会从一众聪明头脑中脱颖而出——那就是魅力,恰到好处的艺术,难以言说的魔力。巴特勒同样有着这种魅力。在本文的准备过程中,我转发她在纪录片《Examined Life》中的片段给对巴特勒毫无了解的朋友。很快,对方激动地表示被自己巴特勒吸引住了:“我喜欢她的样子,她的穿着、走路的方式、说话的方式,都喜欢。”
所以,人们阅读朱迪斯·巴特勒,原因在何?她写那么复杂晦涩的句子,可人们愿意去探索其中的深意。Chris Kraus在理论小说《我爱迪克》(I Love Dick,1997)写下的句子或许是原因之一:“阅读兑现了一种希望,性也能唤起这种希望,却几乎未曾实现过——进入另一个人的语言、节奏、心灵和思想,变得更加强大。”
“我们有权力和自由为自己创造更宜居的世界,在那里,我们的身体能更自由地呼吸、伸展、爱,不受歧视和暴力的恐惧支配。”朱迪斯·巴特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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