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J. 2023年11月刊
在专栏《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中，作家陈冲无比真诚地追溯着有关于自我、有关于爱与失去的一切。编辑、作家金宇澄用了“别开生面”、“智慧”和“勇敢”三个词来形容她及她的写作，这让人想起另一位作家费雷德里克-伊夫·热奈对于记忆书写的描述：“当一个人按照蒙田、夏多布里昂、卢梭或莱里斯的方式通过回忆厘清事实、试图理解时，他其实是在从事一项尽可能深入的调查，他赌上全部身家，他会遇到很危险的情况，也愿意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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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说，在搬到美国的前些年里，但凡是梦到“家”，她梦里出现的一定是上海平江路17弄。某日，作家金宇澄因朋友邀约而前往该址聚餐，当他拍下了房屋现在的样子并发给陈冲时，她竟一时没能认出自己的旧宅。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这栋有着近百年历史的住宅如今的样子，已经与她及家人在约三十年前搬离时大不相同。
“我们对这栋房子的改变是没感觉的，但是对原来住在这里的当事人来说，（见到这样巨大的变化）她可能晚上觉都睡不着，或者说，她做梦都会梦到（它以前的样子）。”在谈及陈冲在文学期刊《上海文学》上开设专栏的起因时，金宇澄这样说。
大约从十年前开始，时常有出版社邀请陈冲撰写回忆录，她都一一回绝：“我一直觉得没啥可写的，不想写，不会写”，直到金宇澄在她对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怀念之辞中看到了一位好作家的潜力，再度建议和鼓励她书写自己的记忆。2021年7月开始，陈冲的专栏《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刊登在《上海文学》杂志。“虽然这些书写不是按照年份来的，也没有把生命中所有的事情都写进去的，但在写了两年之后我发现，这其实就是在写某一种自传。”陈冲说道。
陈冲，金宇澄，一位是名满国际的演员和导演，一位是深植于文学的知名作家，两人因后者的长篇著作《繁花》而结识，后成为好友。金宇澄视陈冲和哥哥陈川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上海的生活为“上海版《阳光灿烂的日子》”，并认为她对于作为上海医学界知识分子的父母、祖父母20世纪经历的书写“填补了‘上海写作’中的某种空白”。作为编辑，他认为“这段历史是必须追的”，因而“要尽责任让她能够完成。”
围绕着这个充满故事的旧家，陈冲写了一篇不到六千字的文章交给“老金”。“对于我这样一个平时只是发发微博的人来说，我觉得写五、六千字已经挺长了。他却说这只是‘一个很好的大纲’。我当时特别失望，我觉得我还挺努力的，所有值得写的回忆都在这儿了。”陈冲回顾道。金宇澄相信她的“储备”足以撑起更大范围的书写，不断对她说着“你再想一想”，鼓励她继续写下去。就这样，从一个细节到下个细节，从一句话到十句话，写作者陈冲向记忆深入走去。《轮到我时我该说什么》两年多的时间里累计了超过二十五万字，真诚而温暖的笔触不仅获得了编辑部的欣赏，读者的喜爱，还入围了包括2021年收获文学榜的长篇非虚构榜在内的文学榜单，获得了文学界的认可。
如今，专栏连载进入尾声，陈冲正着手将这两年多来的写作整理成书。我们问她，未来有可能写小说，创作虚构的故事吗？她认真地思考了几秒，最后只说：“我不觉得自己能写。我说不好。”
但在金宇澄这，他早就给出了对于一个作家的要求。他强烈建议陈冲写一篇虚构文学作为这本书的“压卷之作”，理由是：“拍一部电影太难了，涉及几百号人的工作，而且要经过层层的评审才能够面世。但是如果是‘纸上电影’，就没有这些烦恼了。”在他的想象中，陈冲的这本涵盖了家人、历史、个人的经历和故事，以及她曾参演的和导演的电影的书中，还应包括一个她以自己熟悉的电影语言架构出的“一个女人大半生的故事”。
在读《轮到我时我该说什么》的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个感悟，那就是：对于表达者、创作者来说，作品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真实的经历、感受，遇到的人、事，自己要过怎样的生活，亲情、友情、爱情以及所有与爱相关的一切。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人经历与感悟的一种投射。你觉得是这样吗？我的确是更在乎生活当中的感悟和自己的情感世界。这也是一个弱点，以至于我会遗忘很多工作上细致的具体的过程。其实无论是表演上的，还是文学上的表达与创作，都来源于情感。我觉得这些是一种本能，一种生命力，它就是一种涌动。
说实话，我从小没有好好读书，我们那个年代的文化课非常贫乏。现在想一想，可能那个年代情感世界因贫瘠而产生的饥渴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我没有进过电影学院，没有上过导演系的课，只是在美国参加过一些非常基础的改编剧本的可能。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说，我都不是一个技巧上非常娴熟的人。从表演到写作到导演和改编剧本，我其实都是凭着一种本能的生命力去完成的。当然，我从很年轻就热爱阅读，就会为某些字、词组、句子不同寻常的组合而兴奋，为某种声音传达出来的微妙、精准的思想感情而激动。阅读应该是写作的必要前提吧。
你在忙碌的行程中保持着很高的写作产出，每月一期的专栏平均每期都在一万字以上。其实是这样的，我一开始先是写了大概5篇，给老金看过之后，他说：“我们可以连载，你接着写。”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没觉得有太大压力。但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因为没有积累的稿件了，真的需要他催稿了，就会有一些压力。
我一直挺感性的，有时候会有感而发在微博上写写短文什么的，但把写作像这样当成一个任务来做是之前没有过的。但我也挺感激这样一种尝试，因为写这些文章，我才发现说，原来写作就是坐下来写。写作不是取决于一个人有多少才华，或者是否有灵感，你就是得坐在那儿写。可能一开始的时候的确很干，但是它就是那样一行行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天底下所有的人应该都是可以写作的，它就是一个需要去完成的行为。这一点感悟对我来说挺重要的，也给了我一定的自信。
当你真的坐下来写，许多觉得已经遗忘了的东西也就出来了。一个细节勾出另外一个细节，然后这个细节让你产生了一份感悟。细节是会引起感叹的。写作是一种劳动，应该说，这是我学到的一门课。
你一般在写作的时候，会让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我是一个比较好动的人，思想集中的能力其实有限。有些作家不是会在写东西的时候抽烟嘛，我就是要不停地吃零嘴。可能人家都会觉得可笑，别人的书桌上堆满了参考书，我就是堆满了零嘴。只要有零嘴，我就能坐得住，在不停咀嚼的过程中集中思想。
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其实我最近看完的一本书并不是文学，是马斯克的自传；重读又新感悟的书是茨威格的。我年轻时读过他的短篇、中篇，但是从来没有读过他的自传。我最近就是在把他的自传读完了之后，又回去读以前读过的那些中短篇。
当年读茨威格的书，感到他描写的心理过程对我的表演有很大的启发。那时候太年轻，生活经历有限，就从文学中去体验各种非典型性的心理活动，让我在表演时为任务做出非俗套的选择。重读时我又注意到，他写东西其实节奏特别快，哪怕是写思想过程，从A到B再到C都有某种悬念，并推向某种意料之外、甚至荒诞的决定，让我完全不想放下来，想一口气把它读完的感觉。我在读茨威格的书的过程中就学到，写东西不能有废话。你知道的，有些很经典的书，你知道它好，但读的时候会很不耐烦，因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好多细节的描写会很冗长。但我发现这个作家100多年前的作品就已经是很快节奏的了，也许这就是他在有生之年就卖得出去书的原因吧。
你说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很怕讲废话，也不确信自己私人的事情读者是否会感兴趣。我们想了解的是，写专栏写了两年之后，您还会纠结这些问题吗？我的确经常这样想，我说，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可能是重要的，但是关别人什么事，别人怎么会想看呢。但老金他会鼓励我。在我一笔带过的地方，他经常要我再多写写，他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别人会想知道”。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他自己想知道。
哪怕只有一个读者，TA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人写东西，可能就是为了一个读者、两个读者。
但我也的确在写外公外婆奶奶爷爷的事情的时候，意识到了这的确是一段被遗忘了的、非常重要的近代个人历史。个人历史其实就是最重要的历史。我挺钦佩我的长辈们的，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如他们。他们那一代经历过战争、逃难，颠沛流离，但是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有着非常强烈的良知和理想主义。
人们想到上海的时候总是会想到殖民地，或者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但没有太多人去讲述知识分子，所以我自己家里的这些事情其实是值得去记录的。现在大家的生活都蛮好的，比过去要富裕太多了，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可恐惧的了，但是我觉得，真正唯一可恐惧的就是遗忘。
记忆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它的确是很有选择性的，很主观的，你能记住的都是对你非常有意义的事。记忆有时候挺奇怪的，它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遗忘，然后重新泛出来，而这些就是对你的内心来说更核心的、更重要的东西，它已经与你自己的肉体、血液、灵魂混为一体、分不开了。这样的时候，可能就是记忆真正值得书写的时候。
你写作的时候，会如何判定这段记忆的精准度呢？有些事情我的确是会问旁人，如果有人在场的话。但是，其实没有百分百的事实可言。记忆本来就是一种印象，至于这个印象为你的生命带来了什么，是没有精确可言的。我现在在写的这整本书，其实就是在议论记忆本身。
伍尔夫说过一句话，大致意思是说：记忆是一个特别马虎的裁缝，它很随机地把毫不搭嘎的零碎布缝到一块去了。人的头脑跟意识真的是太可爱了，太难以琢磨，非常神秘，一件事情跟另一件事情会非常莫名地连在一起，但这种连接又是有机的。所以没有一个人的自传或者记忆可以说是完全客观和精准的，它是属于个人的印象。
无论是在微博上用文字对母亲、贝托鲁奇和坂本龙一进行悼念，还是写专栏文章，您对“爱”和“失去”这两个主题的书写都非常动人。我们猜想，这类永恒主题的表达，是和个人生命力和生命状态有关的。我现在写东西也好，阅读也好，做任何事情也好，的确比年轻的时候更有激情，因为我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觉得死亡是非常可依赖的一件事，它不可变，你完全可以信任它一定会到来，对死亡的想象会让你在做事情时无比投入。这让我想起马斯克传记里写到，他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让人类成为星际公民，那份疯狂的紧迫感使他做出了令人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简直像惊艳的火流星划过夜空，待燃烧尽就消失了。我想，如果人类真的找到了长生不老泉，那人也就没有激情了。
我现在的每一段爱和做的一件事情，激情都来自于我可以想象我明天早上不会再醒过来了。这个不是不可能的。年轻时的每一次失去虽然也都是非常强烈的，但没有像现在这样给我紧迫的创造动力。爱、失去、放逐、死亡，我所做的思考、感受、行为都是围绕这些，它们的确是我此生的主题。
你有不少作品都是与文革相关的，即便你本人并没有做过知青，但可以看得出来，青春岁月里发生的事情对你整个人生的影响非常大。其实就还是说，天底下的每一个创作者，都是写自己的青春。不管是什么形式，自传就不必说了，哪怕是最不可思议的科幻电影，它都是自传体的。每个导演，至少都会导过一部与童年、与青春、与成长有关的电影。《英格力士》其实就是一部成长电影。
你现在每年会有多少时间会回来上海？最近几年比较多。疫情期间我母亲病了，要回来照顾她。母亲走了之后，父亲就一个人生活了，所以也是必须经常回来陪伴和照顾他。而且我自己的孩子们都大了，不那么需要我了，所以这几年我在上海的时间比较多一些。
你的专栏中有提及说以前的人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是很难的，需要证明才能坐火车。但是我们现在，由于社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人口流动性增强，个人追求增多…… 年轻人照顾父母就成了一件“事情”。以前的家庭，大家都是生活在一起的，互相照顾其实是特自然的一件事情。因为住在一起，你就知道你需要这个人的时候他就在附近。而且以前孝顺父母的观念比较根深蒂固，现在已经淡漠了不少。
我觉得，人对自己所爱的人都是有责任的。仔细回想起来，真正的爱有很大一部分是责任。什么是爱？注意力就是爱。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尽这些责任，我很难想象幸福，没有责任的日子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
你还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产生了要回顾自己的血脉来源的欲望吗？我觉得每个人都会产生这样的好奇，这是一件挺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我年轻时，可能因为出国留学连根拔起，生活非常混乱，自顾不暇。当你连下一个小时要做的事情都处于来不及了的状态时，是不可能去反省或者想了解祖辈的。我第一次开始对家族的过去有一点兴趣，是姥姥去世后；第二次就是母亲重病。我的母亲曾经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头脑，她后来得了失忆症。大概从她80岁的时候开始，我就很想从她那里听故事，像是要从一栋着火的房子里面取一些东西出来。
你在《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的前记中有提到，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就不断接受访问，有些事情是一遍遍地讲述。那你会不会因此产生一种不想再回顾了，或者认为自己讲的事情已经失真了的感觉？如果10年前别人问我的问题，和今天你问我的是一样，答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每一次回忆都是对上一次回忆的回忆，你上次讲的事情在此刻就变成了真的，而原本真相的轮廓已在重复中变得模糊，好像在复印机上一而再再二三地复制复制品。有人说，假设你15岁第一次读莎士比亚时做了笔记，写了感悟，之后30岁、50岁……每一次读都做笔记，那么等到你最后一次写完笔记的时候，一本自传就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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