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缪斯，也是创作者。
漫长的岁月中，女性该如何持续地进行自我探索与自我表达？她们或在台前或在幕后，或是聚光灯下的明珠，或是推动行业前进的中坚力量。面对这一关乎生命历程的宏大话题，《GLASS》中文版携手ERDOS将问题转向一个个具体的生命个体，联合五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创意女性，请她们通过自由而温暖的ERDOS E系列演绎并讲述自己的“灵感之源”与“女性叙事”。
她们将灵魂扎入热爱着的土地，从真实的生活和经历中汲取养分，然后化作艺术，予人灵感，也予己启示。
朱洁静
与角色形神合一
朱洁静自称是“一个年轻的老舞蹈演员”。
她说，之所以说自己“老”，是因为按照传统眼光来看，舞者是一个与青春紧密相连的职业，已经跳了21年舞的自己从年头上来看已经算得上是个“老演员”。但与此同时，她对舞台的感情却始终如刚毕业时那样，充满激情和探索欲，每一次聚光灯打在身上，心中都会升起无限的新鲜感，如她所言“每一场演出都是朱洁静的第一场”。
不可否认，30岁以上的女舞者普遍面临职业转型的问题，这位上海歌舞团的荣典首席演员却坦言自己对“挂靴演出”的想象越来越模糊，甚至已经到了完全不做考虑的程度。如今这个时代已经对舞蹈演员的身体和年龄边界越来越宽容，而她也幸运地在30岁来临那年遇上了舞剧《朱鹮》。 “是朱鹮这个角色开启了我对舞蹈的新认知，让我意识到自己不是只为了证明美而跳舞。”朱洁静如是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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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告诉我们，她是在日本为角色采风时在博物馆里见到了世界上最后一只朱鹮的标本。“它就像活着时一样，那么灵动、那么骄傲。”朱洁静继续回忆道：“当我走近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对话。”这只叫做阿金的朱鹮似乎是在将自己的翅膀交付于朱洁静的身体，让这位中国舞者代替整个种群继续飞翔，也告诉全世界曾经有这么美丽的鸟存在过。
朱洁静说，正是朱鹮这个角色让她进入了从形似到神似再到形神合一的体验。“每一次演出完，我都能够想象阿金跟我说过的话。一个小小的朱洁静竟然能够在自己生命的某一刻代表朱鹮这样一个物种，用舞蹈去讲述它们的故事，是一件太幸福的事。”
6岁开始学习舞蹈，9岁考入上海舞蹈学校，16岁成为职业舞蹈演员，23岁成为上海歌舞团的首席演员，朱洁静的生命历程被舞蹈紧紧包裹。当被问及为什么小小年纪就选择了从事舞蹈表演的时候，她却说，尽管在别人看来16岁是无限可能的年纪，但对于当时的她来说，跳舞时唯一的选择：“是舞蹈选择了我”。
朱洁静说，是舞蹈为她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门。舞蹈可以是非常私人的事情，生活中的任何细腻都可以放到舞蹈里，带来源源不断地给你新鲜感和灵感。即便是同样的动作，在不同的舞者的演绎下，在不同经历的观众的接收中也会交织出不同情感。舞蹈作为一种非语言的表达，可以用一种类文学的形式将内心世界通过最诚实的身体进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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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职业舞蹈演员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舞蹈是可以有自己的意识、有自己的思考的，当我把自己的情感和认知放到舞蹈中，跳舞就变得活了起来，变成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朱洁静说，哪怕有些剧目已经演出了四五百次了，但她依然会有还没跳过瘾的感觉。舞台也就像生活一样，即便规划得再周全，也无法预料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但这也就是表演的迷人之处。
至于“首席”这样的荣誉称号，这位舞者则把它比作是一条鞭策自己的鞭子，或者一面时刻警示自己的镜子。“既然是‘首席’，那就应该时时刻刻保持舞蹈演员最好的样子。”朱洁静继续说道，当还是一名群舞演员的时候，如果演出中出现一点闪失，或许不会有太大的罪恶感，但“首席”的荣誉加身，任何小小的失误都会愧疚到睡不着觉。
朱洁静把舞台上的自己看作是献祭的人——作为被老天选中的人，登上了舞蹈的神坛，然后经过高度训练的身体毫厘不差地化作角色。但当从舞台上抽离出来，回到现实生活中，她坚信生活是最好的老师。表演者只有从生活中感受悲观离合，从生活中汲取养分，才能够去滋养舞台，在表演中成为一个真诚的人。
当被问及舞蹈事业上的榜样人物的时候，她坦言舞蹈艺术家杨丽萍是自己“缪斯”：“杨丽萍老师说过一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她说‘我是生命的旁观者’。就像她把自己看作是大自然的女儿一样，我也相信她是可以能够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的。”伟大舞蹈家展现出来的原始能量带给朱洁静深深的感动，也启示她一个舞蹈着的生命竟是可以如此通透和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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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洁静直言如今的自己已经不再是童年时为了美丽的裙子而舞蹈的小女孩，舞蹈已经与她的生命舒适地融为一体。而此次拍摄所穿着的Erdos羊绒套装则给了她另一重身体与行为和空间相交融的体验。这是一次相当默契与舒适的合作，而身上的衣服也并非为了存在而存在，色彩、材质、款式所传递出来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能量，就像自己如今的人生状态一样。穿着打扮不是为了证明美，而是内心的外在体现，是女性自然而然地自我表达。
“我觉得能够在社会中活得特别自在的女性是极其有魅力的。在一座城市里，她不一定特别出挑，但她一定是穿着自己最舒适的衣服做着最让自己快乐的事儿。今天的Erdos就给我这样的感觉。”当拍摄结束，朱洁静娓娓道来与我们讲述过往与当下，语调轻盈而坚定。
齐溪
独立与依赖共存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开播之前，齐溪在微博上发了一篇名为“齐溪自我介绍”的推文，配图是其作品的截图。
问及原因，她解释道：“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我一直是在拍一些想对比较小众的电影，所以观众对我的了解我的有限。所以，当我来到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平台的时候，我希望一上来先告诉大家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做什么、以前有哪些作品。”
如今节目已经播出完毕，我们好奇如果再次来做自我介绍的话，齐溪会怎样描述自己呢？她笑称：“大概就是那个‘合不上嘴的齐溪’吧”。她说，自己其实是在节目播出之后才发现自己脸上的表情那么夸张的。齐溪直言自己其实没有什么表情管理，因为这也是一种刻意为之：“我所有的控制都是在拍电影的时候，那时候是真的可以控制到脸上每一块肌肉的。但也因为拍戏时控制得太多了，所以生活里就‘肆意妄为’。在工作中，脸是我的全部；那在生活里，可以不用脸就是我全部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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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溪坦言，《乘风破浪的姐姐》算是自己挺想做的挑战，如今有机会做了是一件特别值得高兴的事。但她也不断在访谈中提及，希望大家能够留意到影视行业幕后的工作人员。“大家好像常常聚焦于台前的人，但忘了整个行业是由方方面面的人支撑起来的，就比如服装师和化妆师。”
尽管日常生活里的她，对于自己着装的原则是“是人穿衣服，不能是衣服穿人”，私下里自己的穿搭基本以简单、舒适为主。但面对角色，她强调了造型对于角色的重要性，再次和我们谈起行业中每一个角色的不可或缺。随即，她和我们分享了自己的一次“造型”体验。
在今年年初的贺岁档电影《奇迹·笨小孩》中，齐溪饰演的是一个有听力障碍的单亲妈妈——汪春梅。“她是我饰演过的角色中最爱笑的。”齐溪告诉我们，‘汪春梅’是一个真实人物的名字，当时扮相一出来，她立马就从造型中感受到人物的韧劲和生命力，碰到再大困难都打不倒这个女人的感觉一下子就出现在里自己身上。在她看来，正因为有这个行业，像‘汪春梅’这样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不太会被关注到的人生状态、人生碰到的各种难题，才能够通过影片讲述出来，带到更多人面前。
齐溪继续说道：“我觉得生活里没有人是特殊的，也没有人是普通的。每个人身上的故事，都自带着不一样的脚本。”与拿到剧本角色后去丰富和细化人物的做法不同，生活中的齐溪喜欢客观地观察人；与此同时，她在生活中遇到的、观察到的每一个人也都可能成为“齐溪的灵感来源”。比如，酒吧里见到的情侣、家楼下遇到的阿姨、读到的故事中的人物、出门买东西遇到的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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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到“在自己饰演过的众多角色中，哪位是影响自己最大的”的时候，齐溪回答说是《恋爱的犀牛》里的明明。作为孟京辉导演的话剧《恋爱的犀牛》中第四代“明明”的扮演者，她在“明明”的思维里重复了700多场演出。“但与其说是‘明明’影响了我，不如说是廖一梅和孟京辉两位创作者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从80年代大学时期就一直在做先锋话剧。他们对剧场和话剧的热爱，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精神让我觉得特别敬佩和感动。”
谈及职场、谈及所处的行业，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聊起目前影视行业面临的困境。齐溪引用了罗曼·罗兰对“英雄主义”的阐释来解释自己的态度：“在认识到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尽管眼前的局面不够乐观，但她还是愿意相信疫情会过去，期盼大家重回影院、重回剧场的那天。
对行业、对行业中的每一个人充满关注，但身为演员的齐溪却从没纠结过所谓自己红不红的问题。这位凭借《浮城谜事》拿下当年包括金马奖和亚洲电影大奖在内的五项最佳新人奖的女演员告诉我们：“我觉得只要是真心喜欢这件事，它带来的快乐会比‘红’更大。如果有幸能让更多人知道自己，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如果没有，那就继续努力。”
她是凭借对演绎真心的热爱而选择演员这个职业。但如果不做演员的话，她希望自己能够开一个花店。“因为鲜花和植物是可以给人带来希望的。它从自然中来，根本不需要你什么奉献，就带给你那么多美好。”
对于未来，齐溪说：“我希望自己人生的浓缩感更强一些，工作效率也更高一些。”采访发生时，她被Erdos E系列的一袭西服套装包裹，干练、优雅、从容，她缓缓地告诉我们：“我觉得职业的精准度是没有天花板的。”是的，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认知、不断完善工作方式，正是演员齐溪对自己的期待。
刘畅
温柔却干练地“成长”
从央视音乐晚会导演到推出自己的线上音乐启蒙课程，再到转型成为整合营销公司的内容负责人，刘畅用“挖掘自我”、“打破自我”、“投身所爱”几个关键词总结里自己在职场上的心路历程。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赛道转变，这位有着丰富职场经验的这位职业女性却坦言，如果要说谁是自己的“缪斯女神”的话，那应该是她大学时期在瑞典交换生时的导师Maria。“她是我那一年懵懂求学之路上的一道光。”回忆起曾经的“人生偶像”，刘畅仍充满感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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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刘畅是一名音乐专业的学生，初到瑞典便在老师作业布置的要求下练习Diane Birch和Sara Bareilles的作品。几天后，她认为自己已经可以充分驾驭这两位美国女性音乐人的作品了，Maria却说：“我能听到很好的音乐的感觉，但是有点小遗憾，因为你模仿了原唱。为什么不尝试做自己呢？”刘畅与我们分享道，是Maria告诉她音乐是开放的，在表达上不需要墨守陈规：“她告诉我，世界上有太多关于好的标准了，但模仿得再像，最终只能成为第二名。人生中有很多事都是如此。”就是这样一个简单、朴素的道理，对刘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告诉我们，无论是在电视台做编导、做导演，无论是舞台呈现还是视觉产品的呈现上，她都在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从Maria那里收获的思考方式。“在实践中你会逐渐发现，人真正的竞争对手其实只有自己。”刘畅如是说。
既然是音乐专业出身，又先后组成过两支乐队，还在瑞典开了三场融合爵士乐与流行音乐的演唱会，没什么没有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呢？我们不免感到好奇。刘畅解释道，做乐队是自己一段非常浪漫的记忆，但之所以没有继续这条道路，除了与队员们之间不可抗力的物理距离，更是因为她还有更多想要探索的领域。她说：“人会有更多想学的。但那一段经历，却成了赋能我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种养分。”
回国后，刘畅考入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广播电视专业，后来又顺理成章地进入央视成了大型周直播晚会的导演，学以致用。当与音乐产生交集的机会再次来临，她便紧紧抓住机遇与线上平台合作推出自己的音乐启蒙课程。刘畅告诉我们，现在课程已经登上了5个平台，不仅有母婴类的，还有知识类的，而她作为一名新晋妈妈，也特别开心自己精心准备的课程能够与小听众们分享。
那工作与生活之间是否难以取得平衡呢？面对这位透露着无限生命力的“职场妈妈”，我们不可避免地谈到女性困境的话题。真实体验着职场女性与新晋妈妈两种身份的的刘畅坦诚地表示，所谓两方平衡的话题是每一位职业女性在生育节点都不得不面对的。在她看来，身为女性，无论是客观上固化的社会分工意识，还是不可抗力的生理因素，我们都太难给职场上的公平性下个定义。生性乐观的她在生完宝宝之后，也时而会进入情绪低落的状态，然后再进行调节、与自己和解。“而且我相信宝宝也希望我是一个积极奋进的状态，而不是很迷茫的样子。”她说道。
如今的刘畅已经走到了当年Maria的人生节点——有孩子、有事业，同时继续寻找自我。她继续分享道：“我觉得无论是把重心放在职场还是家庭，每一种选择都伴随着取舍而生的，都非常值得尊重。但我想要强调的是，女性无论在何种状态下，都应该自主地和这个世界建立丰富的连接，我们绝不能放弃自我成长的机会和能力。”
谈到女性在求职市场上面对的不公正现象，刘畅告诉我们，她自己或多或少地也遇到过一些。而她如今能够顺利重返职场，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又在冲刺事业和陪伴孩子之间取得一个相对自如的状态，与家人和同事的支持密不可分。
“我始终是一个很感恩的心态。”回顾过往，刘畅说无论央视时期遇到的两位很资深的女性制片人前辈、母婴平台的合作方，还是现今所在的公司，她所遇到的大多是女性领导者。“大家天然地会理解彼此。”刘畅告诉我们，她现在所在公司的创始人本身也是一位有孩子的女性，她亲身经历过这一切，因此对刘畅现在的状态非常理解，公司也会不断完善对女性权益的保护措施以让职场更加包容。“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正向地循环，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公司，都能产生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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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很难以一己之力扭转大环境，而我们能做的只有调整自己。刘畅也表示：“女性自身状态，其实是需要有内驱力进行相应的调整的。”而她本身也欢迎各种各样的变化和调整。为参与ERDOS E系列专题的拍摄拍摄，她第一次尝试了把头发全束在颈后的造型。“造型师一直和我说今天的发型特别‘光’。虽然和平时的自己不太一样，但我还是挺喜欢的。”在刘畅看来，人的穿衣风格的确会随着年龄和阅历而改变，过去偏爱细腻柔软质地的她，最近开始便开始主动尝试一些更加挺括的面料：“比如我身上这件ERDOS的羊绒大衣，它就很好地传递出了我想要的那种气场和能量。”是啊，或多或少地，我们需要有合适的服装为内心赋权。
雷洋
灵动纯粹地活着
在经过多年的电影和电视研究学习，并在策展以及国际电影版权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之后，雷洋开始了一条全新的电影文化传播之旅——2021年，秉持着“让电影美学艺术融入生活，也让艺术的生命力回归日常”的理念，她创办独立电影文化品牌EGOTRIP。
雷洋说，在她的眼中，电影一种作为艺术的存在，而她创办EGOTRIP的目的，便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看到看到更多的好电影。“根据我们这些年的观察，其实大部分观众对电影的认知还是是不够全面的，也许很多人会认为电影只有商业化这一条路。但我们作为传媒人，就要担负起责任，让更多比较小众的电影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传播，让电影本身多蕴含的对于人生的思考也好、对于技术的应用也好，能够被更加纯粹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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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EGOTRIP在电影《月球旅行记》（Le voyage dans la lune）上映120周年之际发起了电影放映及交流工作坊，希望能够从早期电影开始，从电影先驱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开始，引起大家对电影历史、电影技术以及影像创意的关注。
雷洋告诉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她们在梅里爱和卢米埃尔兄弟（Auguste and Louis Lumière）进行了考量。尽管后者更为人所知，但梅里爱对于电影的价值和意义同样值得被更多人看到。为了能够进行更为翔实的调查和研究，她们甚至找到了乔治·梅里爱的后人，又通过多方的法文和英文资料把这位“影院魔术师”的人生故事串联起来。
“梅里爱第一次看电影是在一间咖啡馆里，那部启发他走上电影之路的影片就是卢米埃尔兄弟的《工厂大门》（La Sortie de I’Usine Lumière à Lyon）。如果我们的活动能够像梅里爱看到《工厂大门》那样，能够作为一个机遇、一个巧合启发或感动观众，哪怕是一个人也好，我们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如果能够有人能够因为我们的工作而得到激励，从此成为一名很有开创性的电影工作者，那就更值得期待了！”谈及电影和自己所热爱的工作，雷洋的表达从一开始的略微拘谨变得游刃有余起来。
她告诉我们，EGOTRIP举办放映活动的初衷就是“去中心化”，北京和上海的文化活动已经司空见惯，她们希望能够从《月球旅行记》开始走到更多的城市中去。除了做基于电影放映的内容挖掘和学术性交流之外，她们也在积极开发一些与电影相关的原创产品，例如将中国传统的走马灯和西方的费纳奇镜（Phenakistiscope）做了结合的影像小玩具，还有香薰蜡烛、能够播放八帧小动画的小影像仪等等，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实用小物件，让电影融入到大家的生活之中，然后去感受“电影是移动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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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个人，雷洋说她希望自己在生活中能够是一个灵动的、幽默的、有创意精神的人。而在电视和电影行业，给了她相关启发的正是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扮演者陈晓旭。在雷洋看来，林黛玉是《红楼梦》里的新时代女性，是“大观园里最洒脱的人”，她谈恋爱的方式、表达情绪的方式、哪怕吵架都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很自我但也非常有原创性。“陈晓旭作为一个演员，她是带着自己对角色的理解走入影视作品中去的。有人说她在‘林黛玉’这个角色中走不出来，但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你可以看到她后来去做广告人、去做商人也是很成功的。我觉得这是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很具有原创精神、很灵动的人，而且非常纯粹。”雷洋继续说道：“我常常在想自己作为传媒人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应该要想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不是一味地迎合潮流或者资本。在这方面，我觉得陈晓旭的精神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拍摄那天，雷洋穿着来自ERDOS E系列的纯色休闲套装和大衣出现在镜头面前。她告诉我们，这天的造型其实和生活中的她很接近，不过区别在于平日里的她更倾向于深色的选择。在她看来，这可能是因为职业属性导致的选择。“一方面我对穿着的要求就是在得体的前提下，要‘好跑好走好跳’，不能因为衣服而耽误工作进度；另外一方面，作为幕后工作者，深色的衣服既不用花太多时间考虑搭配，也不会喧宾夺主。”而身上这件羊绒大衣正给了她一种职业女性的安全感，经典设计既足够优雅稳重，也不会让妨碍到自我个性的表达。“它是那种能够让我从这届卡塞尔文献展穿到下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衣服，给我5年陪伴的感觉。”雷洋如是说道。
邵怡晓
自洽与平稳
为了更加贴切地表达出艺术家邵怡晓的日常状态，ERDOS特意为其准备了一套来自E系列的全黑羊绒休闲套装。试妆完毕，她发微信告诉朋友：“有一说一，这衣服还真的挺舒服的。”
自然，这位以行为为主要创作媒介的艺术家对此次拍摄的观察并非局限于衣服舒适与否。作为艺术家，她很大的一部分创作灵感来自于日常经历。当此刻她作为拍摄对象、作为亲历者参与到这系列行为中来的时候，她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整个行业的运作。“我有非常强烈的感知和表达欲，但同时也是一个需要长时间独处的人。”当拍摄完毕，她便将自己从“被拍摄的人”的角色中抽离出来，通过阅读和思考以一个近似于第三方的视角来看到此前自己经历的事。而这些，都可能成为她日后创作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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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怡晓告诉我们，基于个人情感的对于“规则”的探讨，是她近期创作项目的主题之一。而当我们谈及穿着，她的话锋也自然而然地转向于此。“人在很多时候都难以避免地要顺应大的规则，比如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而没办法只顾及自己是否舒适。”同时，作为行为艺术家的切身观感也让她真切地体会到：“但当你进入一个自我感觉非常舒适的状态的时候，是会忘掉别人对自己的凝视的。”
某种程度上，这便是邵怡晓选择以行为表演为创作媒介的原因——一方面，通过表演，哪种渴望被他人关注的心理得到了满足；另一方面，在表演场域中，艺术家又区别于观众，从而实现了“隐藏在人群中”的心愿。而之所以会选择身体，是因为这是一种最为直接的材料，能够在创作和思考的过程中受到最真实的反馈。
邵怡晓继续分享道：“行为艺术表演本身就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它是兼具日常行为的一种艺术形式。但如果要体现这两者的差异，服装和造型就是不可避免要考虑的环节。”而她为什么一定要全黑去做表演，或者为什么会是黑T恤配牛仔裤，也是经过慎重思考后的选择，就像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 ）会穿Versace或Givenchy做行为表演一样，合适的服装和合适的妆容是作品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尽管奉这位“行为艺术之母”为自己的“缪斯”女性，是她启发自己可以用身体介入的方式进行艺术创作，但邵怡晓的作品却呈现出一种与阿布拉莫维奇原始、激进的表达方式迥然不同的姿态。她的作品多以日常行为的大量重复为表达方式，邵怡晓将这些作品带给观众的感觉比喻为“水流”：“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强烈的触感，但是随着水流的积累，皮肤会变红、起皱，感受也就越来越深。
邵怡晓说她从小就有一点恋痛倾向，小时候不知道如何疏解自己情绪的时候，就会选择以伤害身体的方式去发泄。也许，成为一名行为艺术家正是她的天性使然，而本科毕业时的摄影作品《疤痕》便是她最早期的、与身体有关的创作，其中收录了两幅母亲疤痕的影像。“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反摄影’的，但如今回想起来，我很感激当时的自己拍摄了这些影像，把我母亲的一部分留了下来。”
艺术家告诉我们，她因病去世的母亲不仅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而且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活得很自在。“事后我才意识到她的内心有多么强大。在与病魔抗争的五、六年里，她是多么坚韧和强大才能在顾好自己的同时，也兼顾到身边人的感受啊。”邵怡晓说，父母对她说的最多的一个词便是“不卑不亢”，“我觉得只有内心稳定了，行为才会稳定，才不会在进行一些不符合主流社会‘规则’的决定的时候，觉得很纠结、很难受。我觉得这是我母亲对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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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她之所以选择成为一名“职业艺术家”，则实实在在是在哲学学者、艺术家Daniel Rubinstein启发之下进行的选择。她将这位在伦敦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求学时的导师称作是自己在艺术上“重要精神支柱”式的人物。“且不提他的学术成就，Daniel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强烈个人魅力的人。他活得非常真实，在自己的世界里非常自洽。也是他让我意识到只要是在创作、是在创造新东西，就可以被称为‘艺术家’，而我如今认同自己是个‘艺术家’也正是因为我热爱创作。”
邵怡晓说话时内敛轻柔，语调中却饱含坚定，正如在被问及她与母亲、Daniel、Abramović等对她产生深刻影响的人之间的共同点时所说的那样：“我们都是内心很强大的人。”我们也相信，这份坚定将陪她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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