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画报2023秋冬男装特刊 ，2023年第39期，总第1293期
“你觉得你是怎么能一下子就和咱们中国人交往得很好呢？”
“这没有什么技巧，也不需要什么技巧。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相互的，我喜欢你，那自然而然地，你喜欢我的概率也比较高；如果我不喜欢你，那你肯定也不喜欢我。我是真诚地喜欢中国和中国人，所以就非常自然地融入到了中国人的圈子里，就这么简单。”
这是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即将完成人生中的第二次长江之旅时，在南京的秦淮河上，发生在他与一路同行的摄影师、多年好友杨林之间的一段对话。竹内亮在《再会长江》中自白：“这里成了能让我做真实自己的地方。此时我重新意识到，对于我来说，南京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自2013年举家从日本搬到太太赵萍的家乡南京开始，这位来自日本的纪录片导演已经在这座六朝古都定居10年。尽管纪录片导演的工作让他一年中有70%的时间都是住在各地的酒店里，但只要回到南京，他就感觉到安心。“我稍微出了一点名之后，更感觉这个地方是我的家了。”“此心安处是吾乡”，想必竹内亮早已熟读北宋大词人苏轼的这首《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并深有其感。
1978年，竹内亮出生于日本日本千叶县，2000年从东京视觉艺术电影艺术学科毕业后，进入日本homeroom有限公司开始从事纪录片拍摄与制作工作。2001年，刚入行不久的他因为日本广播协会（NHK）拍摄纪录片《麻将的起源》而第一次来到了中国。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很有意思，人们直白、淳朴，热爱生活和自然。”竹内亮常常回忆当年在上海一间杂货店买东西时发生的故事：“我第一次在那里买完水之后，小卖店的老板直接把零钱扔给了我。这种情况在日本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他们一定会把钱整理好，带着微笑说‘谢谢光临’。”几天后，他再次前往那家小店购物，而这天，老板心情与那日大为不同。竹内亮笑谈那日的经历：“他直接和我说他记得我这个外国人，然后我们用彼此都不太擅长的英语交流了一下。”从性格上来说，竹内亮不是刻板印象里的日本人，他不喜欢永远不给人“找麻烦”的拘谨和礼貌，而被中国人真实的随性与自在打动。
后来，他参与了多部有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也因此与太太赵萍结识。从此，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他多次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2010年，他因拍摄NHK的纪录片《长江 天地大纪行》而再次被派遣至中国。一年的时间里，他与团队从青海、四川、云南一路到上海崇明的入海口，完成了跨越6300公里的长江之旅。
在长江沿岸一路的经历，让竹内亮意识到即便网络已经十分发达，但在当时，很多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于是，他想要好好学习中文、想要搬到中国居住，把两国的文化介绍给彼此。
2013年，竹内亮与赵萍举家搬到了南京，并于次年成立了南京和之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5年，在赵萍的启发下，和之梦开始拍摄系列纪录片《我住在这里的理由》，讲述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和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的故事。2020年的纪录片《南京抗疫在现场》、《好久不见，武汉》与2021年的《后疫情时代》，以及外交部发言人的两次点赞，让竹内亮一下子收获了大批的观众，也一时间成了在中日两国都受到争议的人。但竹内亮绝无意做政治性的中日友谊使者，他说，自己只是在做喜欢的事情。“拍摄什么题材、采访什么人、问什么问题，肯定是主观的，但我的态度和立场是中立的。我是看到什么拍什么，不会对自己撒谎。”竹内亮说道。
我们很难准确地评判一个人的视角是否足够客观，也很难精准地剖析出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缘分究竟来自于哪里。但也正是这不可言说性，让种种机缘变得更为珍贵。采访中，面对以“为什么”为结尾的问题，竹内亮多次表示自己并没有想太多，但他以实际言行向对方敞开心扉，将好、善、美的视角延伸到作为一个受访者。
INTERVIEW
为什么会选择做一名纪录片导演呢？我从小就很喜欢电影，是看着电影长大的，小时候的梦想是做拍剧情片的电影导演。年轻的时候，为了赚学费，我做过打工送报纸的工作。那时候每天凌晨2、3点就要起床送报纸，其实挺辛苦的；但也因为这份工作，我每天能顺便免费看报纸，就发觉现实故事其实更有意思，于是就想当记者。但做记者又拍不了片子，后来发现有纪录片导演这个工作，能够把做记者和做导演这两个梦想结合起来。
您称得上是非常高产的纪录片导演。从业这些年来，有过疲惫期吗？我从2001入行做助理到现在，22年了，一直都很喜欢这个工作，从来没想过不做了。
我今天正好和另一个做纪录片的朋友见面，他的产量大概是一年一部片子，或者两三年一部。但做自媒体就不能是这个周期，每几天就得有更新，一家30多个人公司要想好好经营下去，就必须得高产。互联网时代必须要大产量。
什么样的题材或人物会激发您的兴趣？社会、经济、人物、旅游……很多事情我都很喜欢，拍什么取决于遇到了什么。昨天我看了日本Netflix的一部讲相扑的片子，就有点想拍相扑了。我有一个前辈说过，纪录片是时代的猎人，通过镜头记录时代。这是纪录片导演的特点，我想做这种导演。
如果想拍摄的对象不接受拍摄，您会怎么办？拒绝的话，换一个拍摄对象就行了（笑）。其实取决于重要性，如果我特别想拍他的话，就会想各种办法来说服他。
与大部分导演不同，您是和受访者一起出镜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可以让主人公感觉到放松，不是为了我自己出名、出风头。如果我在镜头后面指挥，那他一定会紧张的。但如果我也在镜头里，他就会和我交流。主人公看到导演都不在乎镜头了，他也就不在乎了。
您觉得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保持怎样的亲密度是比较合适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导演、每个记者、每个人，对舒适度和距离感肯定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我的话，我没有想太多。
我之前看到一次采访，记者问您太太您搬到中国后有什么变化，她说您变得“更放纵了”。我在想，是不是当人生活在他乡的时候，面对的社会约束力更小，所以会更自由和自在？我觉得还是得看这个人适不适合（生活在这个地方）。有些日本人来到中国后觉得很不适应，就回去了；但是我不一样，我一来就特别适应。我觉得这取决于每个人的性格和特点。
这些年您已经走过中国大部分地方了吧。除了新疆，每个省份我都去过了。我是一个好奇心比较强的人，不太喜欢待在一个地方。喜欢去没去过的地方，喜欢未知的事物、未知的人。毫不夸张地说，一年365天里，我有250天以上都在住酒店。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没什么时间可以陪小孩了？是的，没有办法陪小孩，所以就有了“纵贯日本”这个系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边带孩子出去玩，一边拍片子。这组纪录片完全是因为孩子才想到的。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个挺难得的经历。
这些年您接触过很多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您觉得他们有什么共性？如果是比较穷的国家来的人，大部分是为了赚钱。但是日本人不是这样的。当然，日本人来也得赚钱，但只是因为钱而来的话，真的不多见。他们可能是为了理想、爱好，例如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文化，或者就想体验发展变化中国家的生活。我觉得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日本人，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在进入社会的时候，日本社会已经很成熟了，泡沫经济也结束了，没有什么再发展的空间。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每天都有新的变化、新鲜的事情，非常有意思。日本这二三十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没什么意思。
因为互联网，中国这10年的变化特别大，人们对社会认知的了解，思想的变化，交通的变化……什么都变了。我十年前在香格里拉遇到藏族女孩茨姆的时候，那里都是父母安排结婚，现在他们也可以自由恋爱，甚至不结婚了。这个肯定是互联网带来的变化，通过网络，他们看到了其他地方的人的生活，思想自然也就变化了。
相信是太太给了您一定的搬到中国定居底气。但很多人在这里没有家人，他们是因为什么而做出定居他乡的决定的呢？是的，我太太的家人都在南京，所以哪怕我在这里事业失败了，也不会饿死，这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再者说，来中国之前我已经在日本拍了10年纪录片了，我相信我的积累、我的技术。而且我适应能力也比较强，到哪里都可以生存，哪怕再回日本送报纸，我也不怕的，不会饿死就行了。
但人肯定是需要安全感的。其他来中国的人，即便没有家人，也会有朋友、老师、同事，不会一个人都不认识就搬来的。旅行的话，这样没问题，但要长期住下去，这样做人真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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