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mero China 2023年秋季刊
旅法摄影艺术家罗健在时隔4年后回到国内，通过上海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为期4个月的驻留项目继续推进以纪实摄影项目《群聚》，观察和记录中国城市的群居状态。他将镜头对准各种地缘政治、宗教、种族和文化背景下的个人或群体，试图发觉人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潜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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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 书写了西方古代唯一的建筑著作《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并为建筑设计了三个主要标准：坚固（firmitas）、实用（utilitas）、美观（venustas），他认为建筑是对自然的模仿——鸟和蜜蜂筑巢，人也用自然材料造建筑物保护自己。
旅法摄影艺术家罗健对维特鲁威的“模仿自然说”表示认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觉得从功能上来说，人的住宅和和鸟窝、蚁穴、蜂巢没有什么区别。人类在研究其他动物的社会结构时，是从研究它们的巢穴开始的。所以，如果要有一个足够客观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社会，可能也要从居住的房屋入手。”
今年4月，他在时隔4年后从法国回到了国内，在上海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开启为期4个月的驻留生活。在整个驻留项目中，他继续推进《群聚》（Group Living）。这是一个扩日持久的纪实摄影项目，其中收录了大量的密集建筑群和人群。罗健说，到目前为之，《群聚》中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国内拍摄的。二战之后，欧洲大城市人口减退和卫星城的建立，使得欧洲各国并没有出现很多的人口聚居群；而中国，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的迅速扩张，高密度的建筑和社区开始急剧出现。
受法国摄影艺术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决定性瞬间”理念的影响，罗健相信镜头内外都存在某种真理。“尽管这真理可能需要时间来确认。”他补充说道。而《群聚》，正诞生于地久天长中的无数个“决定性瞬间”。在移居法国前，他曾在北京做了12年的新闻摄影记者，这一职业身份让他对人群聚集的场面十分敏感，也更加留意。“其实这不是一个一开始就目的明确的摄影项目，而是在经过成年累月的积累后，我在后续整理照片时发展出来的系列。”最初的时候，《群聚》中只是密集人群的集合，没有建筑。“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拿出来分享给朋友们看，大家给我的反馈意见都还挺正向的，于是我决定把项目进行下去。”从那时候开始，罗健每次回国都会有意识地拍摄一些和“群聚”有关的场面，慢慢地，建筑也就进入了他的镜头，也引发了他更多更深的思考。
“群聚”，在某种程度上是“集体主义”的表现，这一概念来源于西方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在中国，出现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单位大院、人民公社就属于集体主义建筑，它们以政治为主导，以经济体制为要求，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集合在一起。后来，集体主义建筑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人们有了自家独立的厨房、洗手间，工作和生活的社区也逐渐分离开来，但建筑形式上的“集体性”依然存在，随着城市规模的夸大，建筑的“同质化”也渐趋明显。“我个人怀疑当时的每一张建筑设计图纸都是被不断重复地使用的，甚至可能一座城市里就只有那么几张图纸。因为我小的时候去朋友家也好、亲戚家也好，会发现大家的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猜测，那个年代的居民建筑中就只有那几种格局。”建筑，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体现，同时与经济紧密相关。“不过在那个年代的经济条件下，能住上楼房其实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了。”罗健说道。
《群聚》的项目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当每个人都有意识地把自己当作群体的一员时，集体无意识就会在群体生活中被无限放大”，它来自于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于1895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Psychologie des Foules），罗健说：“按照勒庞的说法，每个人都是有意识的，但只要一进去群体，他很自然地就会倾向于群体，个人意识就消失了，而群体越扩大，个人意识消失得就越彻底。”而他感兴趣的正是这密集的、同质化颇高的现代建筑群，是否影响了、如何影响了生活在其中的人。“我们俗话说‘随大流’，有了‘大流’，人很自然地就会加入进去。现代城市建设和管理鼓励‘大流’，从个体生物趋利避害的本能来熟，跟着大家走也比较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我好奇的是，大城市、密集的人群、拥挤的交通会把我们引向哪里？”
勒庞认为群体的无意识本身，可能就是它力量强大的秘密之一，他在那本书的序言中表示：“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了个体有意识的行为，这是现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罗健说：“那是他在100多年前写下的话。如果他能看到现在的中国，可能会更强烈地感受到以平方级扩大的集体无意识。”再小的元素复制到一定规模，也会产生震撼。
当然，无意识地群聚现象不只是发生在城市，但凡有人的地方就会出现相似和共性，这是一种天性上对安全感和集体性的追求。罗健的《群聚》中收录了一张他在四川色达拍摄的照片，一间一间深红的小房子有序地排列在山坡上，中间有袅袅炊烟升起。“我理解相同的颜色是因为宗教，建筑材料也受制于当地环境。但看到这些几乎一模一样房子整齐有序地出现在眼前，依然会觉得震撼，这里原本明明没有任何规划！”他发出了感叹。
您是因为什么原因决定出国，并从一名新闻摄影记者转变成独立纪实摄影师的呢？我从2000年大学毕业就开始在北京做新闻摄影记者，做了十几年之后就感觉有点麻木了。
那份工作不再吸引我，我不知道自己在这个行业里还能做些什么，也很怕接下来10年、20年里自己还是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很想有一些转变。但我并没有想彻底突破摄影的框架，因为这种表达形式我还是很喜欢。
到了做摄影记者的末期，我已经是一种不停暗示自己要做一些改变的状态，认为自己需要把事业暂停一下，花几年来重新思考。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学法语学了挺长一段时间了，加上本身很喜欢旅行且不想改变这种可以常常到一个新地方的生活方式，而欧洲是旅行者的天堂。所以，我就通过阿尔勒国立摄影学院的国际驻地项目到了法国
其实现在想想看，我当时做出转变可能是因为感受到了平面媒体的衰落。虽然在那之前我们就一直在说“狼来了”，网络时代、信息化时代来了，但还没真正意识到危机就在眼前。
我看了您的官网，看到上面除了《群聚》这个项目的作品，还有《深红》（Deep Red）、《朝鲜肖像》（Portrait of North Korea）、《柏林墙》（Berlin Wall）、《中国穆斯林》（Chinese Muslin）这几个项目的作品。从题目上来看， 这些作品似乎和“政治”的关系很近，但仔细看过后会发现，在关注政治、社会等宏大议题背后，您更关注和关心的其实是“人”，是个体。我的猜测对吗？现在大家可能只会花个几秒钟来浏览一个网站，所以大场面的，或者说政治性的图像会比较吸引人。但我拍摄这些影像，确实不是为了政治。政治是人们生活的背景，人因政治而被限定在一个时间和空间区域里，所以你说的是对的，我最终关注的是人。
艺术家可以用作品来批判社会、评论政府，但他不是执法者，能做的只是提出问题； 艺术家或者文艺工作者只是提出问题就够了，解决问题是政府的事儿，或者是专门的社会学者的事。纪实摄影师提出问题的切入点其实就是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人，从个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然后拍摄另一个主体，在这个过程里拍摄者和被拍者就结合了起来。
您对社会性的大场面特别关注，这是不是和之前做过新闻记者有关系？对的，我觉得这和之前的工作经历关联很大。其实《群聚》这个项目就是我作为摄影记者，会意识地对人群聚集或者事件性的人群聚集更加留意而产生的。
做摄影记者的时候，我几天内就要操作一个项目，然后发表出来。但做了艺术家之后，我可能接下来几年、十几年、甚至一辈子就只做一个项目。虽然拍摄的内容看起来是类似的，工作方式也一样，但是思考的深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当然，摄影记者的经历对我现在思考问题的角度一定会有影响。摄影是一种视觉艺术，它在靠视觉冲击力吸引了观众的眼球之后，会将观众的思考引向哪里，我觉得这是个挺重要的事儿。视觉是最终的呈现，但是思考是在那之前的。
对理论和思考的重视，是您到法国之后产生的变化吗？在阿尔勒那几年，我是有意识地让自己不要去工作，安下心来想事情。在驻地的时候，指导老师其实还是会把你当作学生来看待，鼓励大家多拍，但我那时候其实并不想拍照，我觉得之前十几年我已经拍得足够多了。我只想研究，希望自己在理论方面有一些强化，结合自己的职业做更多的思考。
结束驻地后，我去巴黎一大读了第二个硕士学位，目的就是希望自己把在阿尔勒两年里的思考好好整理一下写出来。
可以看出，您的一些人物摄影其实是在不那么安全的环境下拍摄的。所以，与拍摄人物相比，拍摄建筑物是不是安全性更高一些？以前在国内做新闻记者的时候，我们即便作为官方记者，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保护，但还是会在不同地方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所以大家会有自己的办法来保护自己。拍建筑的话，安全性肯定相对高一些，大家对物的敏感性没有对人那么高。
在国外，大家维权都很重，拿相机对着别人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会尽量少街拍。这时候也就理解为什么很多艺术家都选择做概念摄影了，做纪实的人越来越少。
那为什么还是坚持做纪实摄影呢？因为这是我最熟悉的视觉语言。我觉得人还是要做自己擅长的事儿，这对社会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实验的东西可以自己私下里做，但拿到公众面前的，我觉得还是要由成熟技法来呈现。
可以说说接下来的拍摄计划吗？西藏吧，西藏可能就是我一辈子的项目了。《群聚》也会继续做，但是不会做得很集中，遇到合适的场景就会拍。但是西藏因为有比较特殊的地理原因，所以每去一次，我就会在那段时间里专注地拍摄那个地方。
我第一次去西藏是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的时候，在那里见到了一些很原始的生活状态。
那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在接下来若干年里，西藏肯定会变得大不一样，所以每年都会有意识地找机会去拍照。每年去不同的区域，尽量多看一看。我想知道城市文明的入侵，是不是会让这片土地上人和宗教、人和人之间那种原生态的关系慢慢瓦解。我希望自己可以记录这个变化的过程，这是很珍贵的经历，也是一件很有社会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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